游国恩有着怎样的研究贡献他的理论思想是怎样的

游国恩有着怎样的研究贡献？他的理论思想是怎样的

游国恩对楚辞研究的贡献

游国恩先生作为楚辞研究专家的成名作，是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楚辞概论》。1928年该书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及《国学小丛书》，使之有更广泛的流传。《楚辞概论》全书约15万字，较之时下动辄数十万言的很多著作而言，确是一本“小书”，而且就其内容而言，对于当代研习楚辞的学人来说，大多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把它们罡于20世纪20年代的具体学术环境中，这些都是游先生和他的同辈学者在东西方学术文化撞击过程中所创造的现代学术的第一批成果。

游先生有关楚辞研究的论文，生前有两次结集，一次为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一次为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改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楚辞论文集》。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先生凝聚毕生心血而在生前未能见其成果出版的一项楚辞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从1959年开始，金开诚先生一直协助游先生进行这项工作，同时中文系有五位中青年教师和中华书局聘请的孔凡礼、李淡虹先生也先后参加了资料搜集和核对。到1965年，材料搜集工作已基本完成，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使之再次被搁置了十年之久。1976年10月以后，游在先生的主持下，由金开诚先生及他的两个学生董洪利、高路明对资料重加校核和编排。1978年6月，《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离骚纂义》及第二编《天问纂义》即将完成，游先生不幸在医院遽尔逝世。《离骚纂义》及第二编《天问纂义》定稿是在先生逝世后，由金开诚先生参照过去的油印本及游先生作过的指示完成的，分别于1980年、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先生研究计划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楚辞注疏长编》第一、二编的出版，经历了半个世纪，付出了三代学人的心血。游先生在《楚辞讲疏长编序》中提出整理《楚辞》的五个要点，但按计划还有校勘、音韵的专书，所以已出版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侧重在通训而兼及明例、考事，也就是通常所谈的融会训诂、考据、义理于一体。

游国恩对中国文学史学科建设的贡献中国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随着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而出现的。中国最早公开出版的中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即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的“国文讲义”。其后各大学、师范乃至中学都纷纷改“词章”或“文章流别”为“文学史”，并为此编著各种文学史的教材。中国文学史学科由此形成，而《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新型学术著作，也伴随着各类不同的教学需要而纷纷出现。 游先生自1931年开始任大学教职以后，即与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有了关系，随即先生有了第一部文学史的著作《先秦文学》。该书是先生于1933年在青岛写成的，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人《万有文库》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外“一边倒”基本政策的实行，高等学校的教学制度和教学计划也完全仿效苏联的。学制多由四年改为五年，课程设置和名目也有改变。北京大学中文系自1955年起学制改为五年，而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则仿效当时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前各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课程大都为一学年，每周2至3学时，而现在改为三学年，每周4至6学时不等。其他的高等学校也都按照北大的模式对教学计划作了调动。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为了适应这一教学改革和进度，曾指定几所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研究所分段草拟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并为之多次召开会议。游先生作为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中文系合并后的北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参加了这一活动的全过程，并承担先秦、两汉部分大纲的编写。

游国恩先生于1956年底写有《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于1957年1月6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周刊上。文章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中文系教学的实际情况，就中国文学史内容、体例和分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游先生在文章中的认识和这一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在以后的一个很长时间内，实际上在规范着中国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

游先生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为了便于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随着讲授的进度，向学生配套发放相关的作品选注。这种作品选注，当时称为“文学史参考资料”，由游先生提出作品选目和注释要求，具体工作由吴小如先生负责，再由先生审订。由于这套参考资料人选作品比较丰富而有代表性，注释详细精当，标明出处，并附有作家传记、评论以及有关的后人研究成果，是作品选注的一种新体例;特别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大发展，学生数量迅速增加，学校图书馆藏书无法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这样的参考资料能保证所有学生有一定作品及相关资料的阅读，对教学很有益处。因此，这套参考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末分别以《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名目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受到了高等学校，特别是新建和边远地区的高等学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

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出版，但由于随之发生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被搁置了。直到1961年，当时的中宣部、高教部联合召开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成立了教材编选办公室，开始实行一个大规模的文科教材编著的规划。《中国文学史》被确定为编著的教材之一，并指定游先生和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为主编，游先生为第一主编和编写组召集人，参加者尚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许由于所谓的“三年困难”的教训，其时正处于两个“阶级斗争”高潮之间的平静期，整个环境比较宽松，使这部教材的编写能在总结建国以后高等院校中国文学史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以翔实的材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勾划出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轮廓。更由于尽管这部教材虽出于众手，但整体来说，思想前后贯通，文学风格比较统一，章节安排大体匀称，便于教学，因此，自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四卷本方式出版后，四十年来累计发行200万部以上，是20世纪初高等院校设立中国文学史课程以来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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